第576章 573【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】
第576章573【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】
“陛下,北京已复,请修《明史》。”钱谦益在朝会上请求。
赵瀚点头说:“可。命翰林院史学馆编修《明史》,钱谦益为总裁,王调鼎为副总裁。”
“臣领命!”钱谦益大喜。
这事儿早就定下了,拿到朝会上说,是显得特别重视。
钱谦益虽为总裁,但只能从专业领域任事。真正执掌全局的,反而是副总裁王调鼎,这部《明史》必须编得符合大同理论。
至于张溥,又病重了,每年都要患病卧床,但就是一直死不了。
赵瀚又对刑部尚书陈文魁说:“陈文魁暂时卸任尚书职务,搜集这些年的案例,结合历朝历代刑法,编撰一部《大同律》。《大同律》分为宪法、礼法、刑法、民法、工商法、出版法、土地法七个部分。宪法暂时不用编,我亲自来编,什么时候编出来,这个实在说不准。”
此事没有提前商定,李邦华疑惑道:“陛下,礼法可以理解,这出版法又为何物?”
赵瀚拿出一本书,扔在众臣身前:“这本《故明遗录》,通篇胡说八道,里面有不少编排朕的篇幅。私下骂朕无所谓,但写成书就不能忍了。朕知道有一本书,叫做《谷山笔麈》,作者知道辩伪,读者恐怕宁可信其有。那本书里,万贵妃都成什么样子了?出版法,就是专门管理图书刊印的法律!”
关于万贵妃的黑料,最初源自于慎行《谷山笔麈》。
但是,于慎行在写书的时候,专门加了一句:这些事情,是一个老太监说的,可能是老太监在造谣。
毛奇龄编写《胜朝彤史拾遗记》,引用了于慎行的内容,却把原作那句存疑给删掉。毛奇龄又编过一阵子《明史·后妃传》,将《胜朝彤史拾遗记》原封不动搬过去,于是野史直接变成了正史。
毛奇龄就是那个杠精,得罪赵瀚被扔去做小官,又在山东主持惩治了孔家。
“该当如此。”李邦华连忙附和,他也看过《谷山笔麈》,这本书在万历年间就很火了。
赵瀚又定性说:“《礼法》部分,涵盖纲常礼节,但是必须进行大改!就拿丧礼来说,可以操办丧事,但不得请戏班子吹吹打打,也不得请和尚道士做法事。朕是遵循古礼,不说三代,就是汉唐,哪家死了父母会请戏班子?还有,三年服丧期太长,父母故去只需服丧一年!《礼法》中的婚姻部分,大致沿用《大明律》,但夫为妻纲的注解该改一改。夫妻各行其道,便是伦理纲常,夫不贤则妻可求和离。夫丧,妻可改嫁,族人和官府不得阻拦!”
“臣谨记。”陈文魁拱手领命。
赵瀚说的《礼法》,其实就包含《婚姻法》。
但古代的家庭,不是一家三口的小家庭,而是一大家子的大家庭,赵瀚只能尽量约束到每户最多十人(十二岁以上)。
这是生产力所决定的,以古代的生产力,还没达到普遍分裂为小家庭的地步。
《礼法》在古代非常重要,就拿《大明律》来说,开篇的大量内容全是礼法。
陈文魁问道:“陛下,《出版法》可有什么指示?”
赵瀚说道:“第一,不可罔顾事实造谣生事;第二,不可违背公序良俗。”
陈文魁瞬间抓瞎了,这说了等于没说,完全是模棱两可的指示。甚至在执法的时候,也具有无限的可操作性,官府想禁一本书,直接指定其违背公序良俗便是。
“好了,不说这些,”赵瀚说道,“今天的朝会,再来聊聊别的。朕今日读书有所悟,子曰:‘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’此言何解?”
赵瀚的朝会,其实已经变成经筵大会。
除了给官员灌输天文地理知识,灌输开海对国家的益处,还经常讨论儒家经典——争夺儒家经典解释权!
张溥拖着病体,立即回答:“回禀陛下,朱子在《论语集注》中,已经说得很明白了,还引用了程子的话。孔夫子有教无类,并非不使民众知晓道理。而是百姓着实愚昧,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懂。因此在治国之时,只要让百姓知道如何做,没必要让人人知道为何这样做。此无奈之举也。”
“非也,”钱谦益说道,“朱子的注解说,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,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。意为百姓懂得怎样做即可,不能让百姓知道为何这样做。此为治民之道,人之思想,千差万别,就算是同一个道理,面对同一个事情,不同的人,也会产生不同的想法。让百姓知其所以然,必然乱象平生,不如让他们不知道。”
张溥反驳说:“那朱子为何还要引用程子的话?牧翁如此向陛下解释,难道是要让陛下行朝三暮四之术?”
程子的注解是:如果说圣人不让百姓知晓道理,那属于后世朝三暮四的治国之术,并非圣人的本心。
钱谦益解释道:“朝四暮三之术,是指本心为何。若出于蒙蔽百姓,则为朝三暮四之术。若出于治国安民,则非朝三暮四之术。”
这只能怪朱熹,注解《论语》的时候,着实说得模棱两可,无论怎么理解都行。
朝堂众臣,各执一词,当场吵得混乱不堪。
陈茂生做了礼部尚书之后,每天也在补习功课,至少四书已经滚瓜烂熟。他拱手道:“陛下,臣认为,此句是断句出了问题。可断为:民可,使由之。不可,使知之。或者断为:民可使,由之。不可使,知之。”
“陈尚书言之有理。”徐颖立即表示支持。
这下吵得更欢了,两派分裂为三派。
庞春来半眯着眼睛,笑道:“陛下说自己读书有所得,想来陛下另有高论。”
众臣安静,等着听皇帝解释。
赵瀚说道:“我今日读朱子的著作,读到一篇《答范伯崇》。朱子说,盖民但可使由之耳,至于知之,必待其自觉,非可使也……使之知,则知之则必不至,至者亦过矣,而与不及者无以异。”
朱熹在文章里说:能让百姓执行法令就行了,至于让他们懂得道理,要靠百姓自觉,不能官府去强迫。只知道怎么做,不知道为何这样做,并不妨碍百姓领悟道理。等到百姓自己领悟了,那当然就最好。先让百姓知道怎么做,再让百姓自己领悟为何这样做,是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。强行让百姓理解,百姓可能永远无法理解,就算理解了也会偏颇,跟不理解没啥区别。
“然也!”
钱谦益和张溥同时说道,他们不同的理解,竟然在朱熹这段话里殊途同归。
钱谦益说:“不可使民知其所以然,防的是宵小之辈。若能自己知其所以然,自行领悟道理,此辈必为君子。”
“胡说八道,”张溥怒斥,“不能理解道理便是小人,世间小人何其多也?”
钱谦益辩驳道:“我没说不能理解道理的是小人,而是说要防止小人胡乱理解道理,甚至是故意歪曲道理。”
虽然还有争执,但朱熹的《答范伯崇》,已经统一了众臣对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的理解。
可是,这不是赵瀚需要的。
赵瀚笑着说:“朕对这句话的理解,跟朱子大致相同,但又略有一些差异。”
“陛下请明言。”李邦华说道。
赵瀚问道:“诸卿可听说过,锲而不舍,朽木不折?”
艾儒略这个老外抢着回答:“此句出自《荀子·劝学篇》。”
赵瀚又问:“诸卿可读过《晋书》和《晏子》?《晋书》里的朽木不折,写为朽木不知。《晏子》里的折冲千里,写为知冲千里。这‘折’与‘知’,似在古时同为一字。‘民可使由之,而不可使知之’,是否可解为‘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折之’?”
此言一出,满朝皆惊,这是要篡改儒家经典啊!
赵瀚继续说道:“由字,是否有引导之意?”
艾儒略瞠目结舌,这么一改,此句就成了:百姓可以引导,但不可以强迫其屈服。
事实上,赵瀚这么理解,是依据后世出土的楚简。
那是一批战国竹简,里面有两句话:民可使道之,而不可使智之。民可道也,而不可强也。
人民可以引导,而不可以强迫!
“哈哈,朕亦异想天开,诸卿或可品味一二。”赵瀚也没有强迫众臣理解,否则就违背了这句话的精神。
皇帝这么说了,自然会有人去研究,今后也会成为一种理解方式。
赵瀚又说:“朕下令分族迁徙,许多地方官,一味的蛮干。蛮干也就罢了,毕竟在执行皇命,有功而无过。但趁机鱼肉百姓,打着皇命的幌子,却在抹黑皇帝和朝廷,这样就是不对的,肯定是要被处置的。另外,今后执行政令,不管百姓能否理解,道理还是要给百姓讲清楚。”
“臣等谨记!”众臣躬身作揖。
赵瀚这边又有了两个事情,一是编修《明史》,二是编修《大同律》。
至于李自成和满清那边,已经在炸裂的边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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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陛下,北京已复,请修《明史》。”钱谦益在朝会上请求。
赵瀚点头说:“可。命翰林院史学馆编修《明史》,钱谦益为总裁,王调鼎为副总裁。”
“臣领命!”钱谦益大喜。
这事儿早就定下了,拿到朝会上说,是显得特别重视。
钱谦益虽为总裁,但只能从专业领域任事。真正执掌全局的,反而是副总裁王调鼎,这部《明史》必须编得符合大同理论。
至于张溥,又病重了,每年都要患病卧床,但就是一直死不了。
赵瀚又对刑部尚书陈文魁说:“陈文魁暂时卸任尚书职务,搜集这些年的案例,结合历朝历代刑法,编撰一部《大同律》。《大同律》分为宪法、礼法、刑法、民法、工商法、出版法、土地法七个部分。宪法暂时不用编,我亲自来编,什么时候编出来,这个实在说不准。”
此事没有提前商定,李邦华疑惑道:“陛下,礼法可以理解,这出版法又为何物?”
赵瀚拿出一本书,扔在众臣身前:“这本《故明遗录》,通篇胡说八道,里面有不少编排朕的篇幅。私下骂朕无所谓,但写成书就不能忍了。朕知道有一本书,叫做《谷山笔麈》,作者知道辩伪,读者恐怕宁可信其有。那本书里,万贵妃都成什么样子了?出版法,就是专门管理图书刊印的法律!”
关于万贵妃的黑料,最初源自于慎行《谷山笔麈》。
但是,于慎行在写书的时候,专门加了一句:这些事情,是一个老太监说的,可能是老太监在造谣。
毛奇龄编写《胜朝彤史拾遗记》,引用了于慎行的内容,却把原作那句存疑给删掉。毛奇龄又编过一阵子《明史·后妃传》,将《胜朝彤史拾遗记》原封不动搬过去,于是野史直接变成了正史。
毛奇龄就是那个杠精,得罪赵瀚被扔去做小官,又在山东主持惩治了孔家。
“该当如此。”李邦华连忙附和,他也看过《谷山笔麈》,这本书在万历年间就很火了。
赵瀚又定性说:“《礼法》部分,涵盖纲常礼节,但是必须进行大改!就拿丧礼来说,可以操办丧事,但不得请戏班子吹吹打打,也不得请和尚道士做法事。朕是遵循古礼,不说三代,就是汉唐,哪家死了父母会请戏班子?还有,三年服丧期太长,父母故去只需服丧一年!《礼法》中的婚姻部分,大致沿用《大明律》,但夫为妻纲的注解该改一改。夫妻各行其道,便是伦理纲常,夫不贤则妻可求和离。夫丧,妻可改嫁,族人和官府不得阻拦!”
“臣谨记。”陈文魁拱手领命。
赵瀚说的《礼法》,其实就包含《婚姻法》。
但古代的家庭,不是一家三口的小家庭,而是一大家子的大家庭,赵瀚只能尽量约束到每户最多十人(十二岁以上)。
这是生产力所决定的,以古代的生产力,还没达到普遍分裂为小家庭的地步。
《礼法》在古代非常重要,就拿《大明律》来说,开篇的大量内容全是礼法。
陈文魁问道:“陛下,《出版法》可有什么指示?”
赵瀚说道:“第一,不可罔顾事实造谣生事;第二,不可违背公序良俗。”
陈文魁瞬间抓瞎了,这说了等于没说,完全是模棱两可的指示。甚至在执法的时候,也具有无限的可操作性,官府想禁一本书,直接指定其违背公序良俗便是。
“好了,不说这些,”赵瀚说道,“今天的朝会,再来聊聊别的。朕今日读书有所悟,子曰:‘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’此言何解?”
赵瀚的朝会,其实已经变成经筵大会。
除了给官员灌输天文地理知识,灌输开海对国家的益处,还经常讨论儒家经典——争夺儒家经典解释权!
张溥拖着病体,立即回答:“回禀陛下,朱子在《论语集注》中,已经说得很明白了,还引用了程子的话。孔夫子有教无类,并非不使民众知晓道理。而是百姓着实愚昧,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懂。因此在治国之时,只要让百姓知道如何做,没必要让人人知道为何这样做。此无奈之举也。”
“非也,”钱谦益说道,“朱子的注解说,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,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。意为百姓懂得怎样做即可,不能让百姓知道为何这样做。此为治民之道,人之思想,千差万别,就算是同一个道理,面对同一个事情,不同的人,也会产生不同的想法。让百姓知其所以然,必然乱象平生,不如让他们不知道。”
张溥反驳说:“那朱子为何还要引用程子的话?牧翁如此向陛下解释,难道是要让陛下行朝三暮四之术?”
程子的注解是:如果说圣人不让百姓知晓道理,那属于后世朝三暮四的治国之术,并非圣人的本心。
钱谦益解释道:“朝四暮三之术,是指本心为何。若出于蒙蔽百姓,则为朝三暮四之术。若出于治国安民,则非朝三暮四之术。”
这只能怪朱熹,注解《论语》的时候,着实说得模棱两可,无论怎么理解都行。
朝堂众臣,各执一词,当场吵得混乱不堪。
陈茂生做了礼部尚书之后,每天也在补习功课,至少四书已经滚瓜烂熟。他拱手道:“陛下,臣认为,此句是断句出了问题。可断为:民可,使由之。不可,使知之。或者断为:民可使,由之。不可使,知之。”
“陈尚书言之有理。”徐颖立即表示支持。
这下吵得更欢了,两派分裂为三派。
庞春来半眯着眼睛,笑道:“陛下说自己读书有所得,想来陛下另有高论。”
众臣安静,等着听皇帝解释。
赵瀚说道:“我今日读朱子的著作,读到一篇《答范伯崇》。朱子说,盖民但可使由之耳,至于知之,必待其自觉,非可使也……使之知,则知之则必不至,至者亦过矣,而与不及者无以异。”
朱熹在文章里说:能让百姓执行法令就行了,至于让他们懂得道理,要靠百姓自觉,不能官府去强迫。只知道怎么做,不知道为何这样做,并不妨碍百姓领悟道理。等到百姓自己领悟了,那当然就最好。先让百姓知道怎么做,再让百姓自己领悟为何这样做,是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。强行让百姓理解,百姓可能永远无法理解,就算理解了也会偏颇,跟不理解没啥区别。
“然也!”
钱谦益和张溥同时说道,他们不同的理解,竟然在朱熹这段话里殊途同归。
钱谦益说:“不可使民知其所以然,防的是宵小之辈。若能自己知其所以然,自行领悟道理,此辈必为君子。”
“胡说八道,”张溥怒斥,“不能理解道理便是小人,世间小人何其多也?”
钱谦益辩驳道:“我没说不能理解道理的是小人,而是说要防止小人胡乱理解道理,甚至是故意歪曲道理。”
虽然还有争执,但朱熹的《答范伯崇》,已经统一了众臣对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的理解。
可是,这不是赵瀚需要的。
赵瀚笑着说:“朕对这句话的理解,跟朱子大致相同,但又略有一些差异。”
“陛下请明言。”李邦华说道。
赵瀚问道:“诸卿可听说过,锲而不舍,朽木不折?”
艾儒略这个老外抢着回答:“此句出自《荀子·劝学篇》。”
赵瀚又问:“诸卿可读过《晋书》和《晏子》?《晋书》里的朽木不折,写为朽木不知。《晏子》里的折冲千里,写为知冲千里。这‘折’与‘知’,似在古时同为一字。‘民可使由之,而不可使知之’,是否可解为‘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折之’?”
此言一出,满朝皆惊,这是要篡改儒家经典啊!
赵瀚继续说道:“由字,是否有引导之意?”
艾儒略瞠目结舌,这么一改,此句就成了:百姓可以引导,但不可以强迫其屈服。
事实上,赵瀚这么理解,是依据后世出土的楚简。
那是一批战国竹简,里面有两句话:民可使道之,而不可使智之。民可道也,而不可强也。
人民可以引导,而不可以强迫!
“哈哈,朕亦异想天开,诸卿或可品味一二。”赵瀚也没有强迫众臣理解,否则就违背了这句话的精神。
皇帝这么说了,自然会有人去研究,今后也会成为一种理解方式。
赵瀚又说:“朕下令分族迁徙,许多地方官,一味的蛮干。蛮干也就罢了,毕竟在执行皇命,有功而无过。但趁机鱼肉百姓,打着皇命的幌子,却在抹黑皇帝和朝廷,这样就是不对的,肯定是要被处置的。另外,今后执行政令,不管百姓能否理解,道理还是要给百姓讲清楚。”
“臣等谨记!”众臣躬身作揖。
赵瀚这边又有了两个事情,一是编修《明史》,二是编修《大同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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